書儀最後只是教人寫信的函牘范本，可是由于觸及人際來往，一朝一夕就成為包含萬象的淺顯禮書。敦煌發明的唐五代吉兇書儀范圍最廣，與社會生涯關系也最親密。例若有著官方顏色的元和時代鄭余慶領修《年夜唐新定吉兇書儀》（斯6537背）就有“婚禮節注第十四”的儀目，可知婚禮是此中的一項主要內在的事務。
書儀就婚姻而言是禮節常識的普及和實行，須借勢古禮名義停止。例如現代婚姻總稱六禮，由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六個法式構成。而唐後期的敦煌斯1725書儀仍用其名。可是在答覆“何名六禮”時，卻說是：“雁第一，羊第二，酒第三，黃白米第四，玄纁第五，束帛第六。”可見平易近間所謂“六禮”，已被更換成禮品的總名。但所用禮品仍有古風，且有署了男方家長姓名官位的“納徵版”隨之，其項目應該就是納徵，而禮品的意義就是聘禮。納徵的聘禮稱為“六禮”，也足見它作為婚姻象征的意義。
與此同時，書儀須告訴實行婚禮的法式和內在的事務。納徵前須有締成婚姻的《通婚書》。《通婚書》的前身是東晉鄭眾發現，用在婚禮各個法式的“六禮辭”或“六禮版”，此后直到《年夜唐開元禮》中還能見到。不外普通大眾所用《通婚書》在唐以前的文獻中很少見到，但在開元、天寶時代的杜友晉《吉兇書儀》（伯3442）和《新定書儀鏡》（伯2619）中，都有舞蹈教室完全的《通婚書》或稱《通婚函書》。這種通婚函書為表尊重和慎重，采用“一書兩紙”的答信情勢。內在的事務是男家向女家求婚，懇求以本身的某某子配對方的某某女。當然女家也會有《答婚書》或《答婚函書》，都是一紙冷暄，一紙言求婚允婚的閒事。后來也有簡化為一紙的單書，兩種情勢在唐后期書儀都能見到。
《通婚書》《答婚書》往來措講座場地辭非常講求，不單要用敬語，並且要顯示出兩邊官族并重的對等關系，稱號凸起家族姓氏和官位郡看，對後代也稱行第。由于唐律規則，對已有婚書卻反悔的要“杖六十”，所以婚書就是男女兩邊締成婚姻的憑證和必需遵照的契約。
《通婚書》之所以稱為通婚函書，是由於有木質的“函”做包裝。函的尺寸鉅細也都有象征意義，下面用五色線縛作三道，上書對方家主座位敬稱和己方家主座銜郡看姓名的封題，意味著作為信物將被永遠保留。依照伯2646書儀所說，男方婚書要由“親族中撿兩兒郎有官及有才貌者充使及副使”，用專門的“承函輿”抬到女家，后面有“二細婢”追隨。同時還送往不著鞍轡的細馬兩匹以及大批雜彩、束帛、錢輿以及包含豬羊酒面等各色食物在內的豐富禮品，這些禮品表現了濃厚的平易近間顏色。當然，女家在收到《通婚書》時，有所謂“受函儀”，《新定書儀鏡》（伯2619）也有與之相合的《下函六禮節》《納函書》一類項目。送婚書在宋司馬光《書儀》中被回于“納采”，是斷定親事后的第一道法式。但這般盛大的禮品投遞在書儀的描寫只要一次，所以猜測敦煌平易近間能夠已將“納采”與“納徵”合到一路，作為締成婚姻的最主要步調。而古六禮也被簡化為納徵與親迎兩年夜典禮，其他法式則被省略。在遞路況婚書和下聘禮之后，下一個步驟是正式舉行婚禮的親迎。
親迎是婚禮的飛騰，包含祭祖、迎親、同牢、拜舅姑等法式。祭祖在親迎之前，《禮記·曲禮上》有“故書月日以告君，齋戒以告鬼神”的規則。所以斯1725書儀也有“成禮制，先須行啟祭”，男女之家各行其是。書儀中有嫁娶用祭文，也即《開元禮》皇家和官員婚禮都行的“告廟”，內在的事務全承古意。伯2646就有“成禮夜兒家祭先靈文”，由新郎父祭告祖宗婚娶之事。
接上去的是《禮記·昏義》的“父親醮子，而命之迎”，新郎按照父親吩咐前去女家迎親，經過歷程也同古禮。到女家后的一項典禮是“奠雁”。其典禮是“婿執雁進，揖讓升堂，再拜奠雁”。司馬光《書儀》說明古禮是“以雁為贄，取其順陰陽往來之意”，意味夫妻和氣。但雁不易得，所以平易近間往往用鵝來取代，斯1725是“女婿抱鵝，向女所低（祗）跪，放鵝于女前，還向西，回出門外”。
女家典禮停止后，婚車便要出發，達到男家已是早晨。接上去的“同牢”典禮是在當晚舉辦，就是《禮記·昏義》所說“共牢而食，合巹而酳”。須“于門西畔設同牢盤”，男女工具而坐，連瓢共飲。也可以盞代瓢，以五色絲線系杯足連之，即伯2646所說“同牢盤，合巹杯”。其間“令孺子對坐云：一盞送上女婿，一盞送上新婦”，取其永結齊心和婚姻久長之意。行合巹禮后，男女交拜，遂被引進事前搭建好的氈帳“青廬”，也即洞房之中。
婚禮的越日凌晨是新婦第一次正式見公婆，稱為“拜舅姑”。拜舅姑的典禮不只源自《儀禮·士昏》，並且在《貞不雅禮》《開元禮》中也有專門規則。斯1725說“至曉，新婦整理釵花，拜會舅姑”，分辨施禮敬獻脯果，地點地位和奉進之物簡直都與《開元禮》類似。然后拜會賓客和男家的親友，至此婚禮算是基礎停止。
由于書儀在應用中與士平易近現實生涯聯合，所以上述婚禮程式，年夜都是禮中有俗，俗中有禮，禮俗混融而兩者并行的，古禮的綱常及本朝所定軌制仍被作為婚禮的準繩和領導，書儀在婚禮的法式上也盡量附會古禮。但某些項目講座場地也摻雜了平易近間領悟、貌同實異的內在的事務。不只這般，禮節淺顯化的變革也是到處可見。例如上文提到奠雁用鵝取代，張敖書儀（伯3284、伯2646）中，典禮如下：“升堂奠雁，令女坐馬鞍上，以坐障隔之，女婿取雁，隔障擲于堂中，女家人承”，以錦縛口，奠雁后放生，“如無雁，結彩代之，亦得。”聯合敦煌壁畫中的婚禮圖，發明奠雁之俗確切風行，只不外圖中之雁或置于新郎新娘眼前的地毯上，或被侍女抱著，并未呈現下面的場景。
敦煌書儀反應的風俗也往往帶有東南地域的特點，如此1725提到的青廬。《封氏聞見記》言“近代婚嫁”有“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”，“帳”說的就是青廬。青廬據顏真卿說是來自北魏穹廬之制，其名又稱百子帳。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更明白指出，那時士年夜夫家婚禮所行的“進帳”和新婦乘鞍，“悉北朝余風也”。青廬形制在莫高窟148、186、360及榆林38等窟都能見到，有些像明天的蒙古包，內裡也可見婚禮上男女對坐的情形。
青廬固然多建在男家，但婚禮前卻有“女家展設帳儀”。張敖書儀說“凡成禮，須于（宅上）東北角吉地安帳，展設了，兒郎索果子金錢撒帳”，前往展設的婦女和襄助其事的孺子，就是《酉陽雜俎》所謂的“展母巹童”。司馬光書儀說展房時女家應該具有氈褥帳幔帷幕之類的利用之物。但展房實在是與納財禮絕對，借此展現女瑜伽教室家嫁奩。撒帳時也要說些“五男二女，奴僕成行，男愿總為卿相，女即盡聘公王”和“夫妻壽命延伸”一類的“咒（祝）愿語”，這也是婚禮上罕見的一景。
迎親的路上也有不少花絮，如“障車”和“下婿”。障車是迎親路上兒郎邀截財物的陋習。《唐會要》記睿宗時唐紹上表，就批駁障車之風轉盛，“乃廣奏音樂，多集徒侶，遮擁途徑，留滯淹時，邀致財物，動逾萬計”，甚至有跨越舞蹈場地聘財的情形。而敦煌伯3909《今時禮書本》就有反應這一風俗的“論障車詞法第八”，內有男女對答的障車詞多首。下婿是女婿迎親時到丈人家被世人調笑取樂。敦煌所見有《下女夫詞》多件。內在的事務是新郎和儐相到女家門外時，女方姑嫂居心閉門不納，難為新郎。而男方借機年夜吹年夜擂，標榜高門。兩邊譏諷逗趣，氛圍活躍熱鬧。伯3909書儀還見有下至各道門關和門內舉措措施的詠詞和詩，反應對新郎有多道文采與才幹的考驗，意味著求得新娘并非易事。不外，作為一種陋習，障車、下婿之俗自己也曾廣遭詬病。
（作者：吳麗娛，系首都師范年夜學汗青學院特聘傳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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