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書桌上著名為“瑣事閑錄”的一書一文，書是清人張畇（字林西）所著，文是知堂（周作人）讀張著有感所寫。
知堂的讀后感缺乏五百字，卻有幾處惹人沉思。他在確定張著“樸素可喜”“不負其落款”“普通共享會議室漫筆中所鮮見”之后，零丁摘引了此中的《不進詩話》一則：“先叔祖幼不唸書，而聰慧穎慧，古近體雜作頗富，惜皆散遺，游幕江南日與袁太史往來，正值《隨園詩話》開雕之時，薄其去處，終不願出稿以相示也。曾云，袁某好相人陰，兩三次晤敘之后，必想法窺驗，殊為可鄙。”
這話很重，若不清楚袁某，必對他有微詞。
袁某何許人也？乃乾嘉時代的年夜佳人袁枚，暮年自號倉山居士、隨園主人、隨園白叟。作為生前身后都有嚴重影響的詩人、散文家、文學批駁家、美食家，袁枚早年任過知縣且政績不俗，后因宦途不順，加之嫌棄宦海的迎合，三十幾歲便去官回家，孝母、唸書、創作。他著有《小倉山房詩文集》《子不語》《隨園詩話》《隨園食單》等，提倡“性靈說”，主意詩文應該反應詩人的特性。他還誇大婦女束縛，門生中女門生尤多，六十二歲時仍納妾進室。人們對他的評價褒貶紛歧，所以知堂在這里減輕語氣寫道：“案：隨園身后長短多。”
長短多到什么水平？“非袁者”如張畇的叔祖咬牙切齒地說“好相人陰，殊為可鄙”；“贊袁者”說袁具有“獨到的政治目光”，有對尚且年幼的和珅、和琳兩兄弟預言的詩句“擎天兼捧日，兄弟各等分”為證。“非袁者”中，以光緒年間舉人、詩人朱庭珍為代表，他評價袁枚“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為宗，專法噴鼻山、誠齋之病，誤以卑鄙淺滑為舞蹈教室天然，尖酸佻巧為聰慧，調笑游戲為幽默，粗惡頹放為豪雄，輕浮卑靡為無邪，淫穢遊蕩為艷家教情，倡魔道妖言，以潰詩教之防”。“贊袁者”中，以散文家、“桐城三祖”之一的姚鼐為代表，他在袁枚的墓志銘中寫道：“君古文、四六體，皆能自覺其思，通乎古法。于為詩，尤縱才力所至，眾人心所欲出不克不及達者，悉為達之；士多仿其體。故《隨園詩文集》，上自朝廷公卿，下至販子負販，皆知珍貴之，海內琉球有來求其書者。君仕雖不顯，而世謂百年余來，極山林之樂，獲文章之名，蓋未有及君也。”
知堂既不完整同意張畇叔祖的憤激之辭，也不完整同意一些人對袁枚或褒或貶的偏狹之語，對袁枚的詩文，他比擬認同蔣子瀟的評價：“竊意關于詩文方面，蔣子瀟《游藝錄》中所說最為持平。”蔣子瀟是河南固始人，著有《游藝錄》，汗青上關于蔣子瀟的材料未幾，但若是知曉思惟家、詩人、文學家、改進主義前驅龔自珍的“問我清游何日最，桂花風外等秋潮。忽有故人心上過，乃是虹生與子瀟”，以及思惟家、政治家、文學家、近代中國“睜眼看世界”的先行者之一魏源的“與君同是再來僧，共撥冷灰聽水聲。談罷不知廬阜月，只疑青海寺中行”，便可窺見蔣子瀟的文學位置與社會位置。
知堂在《宇宙風》雜志一九三五年第六期的《談桐城派與隨園》一文中，援用了蔣子瀟《游藝錄》中對袁枚的評價：“乾隆中詩風最盛，幾于戶曹劉而人李杜，袁簡齋獨倡性靈之說，江南北靡然從之，自薦紳師長教師下逮野叟方外，得其一字榮過登龍，壇坫之局生面別開。及其既卒而嘲毀遍全國，前之以推袁自矜者皆變而以罵袁自重，毀譽之缺乏憑，今古一轍矣。平心論之，袁之才幹固是萬人敵也，胸次超曠，故多破空之論，性陸地溢，故有盡世之情。……二百年來足以四面楚歌者袁固不願讓人也。壽長名高，全國已多忌之，暮年又放誕無檢，本有招謗之理，眾人無其才學，不克不及知其真本事之地點，因其集中惡詩遂并其工者而一概擯之，此豈公論哉。王述庵《湖海詩傳》所選袁詩皆非其佳者，此蓋有興趣抑之，文人相輕之陋習也。”隨后，知堂明白說道：“蔣君最可欽服的處所仍是在他思惟的明白表達。”
接上去，知堂話鋒一轉：“若論其人，則只憑著作想看其豐采者與已經面接者兩方可以有很年夜的間隔，亦可以說都各有事理者也。”他的意思是說文與人是可以有間隔的，是可以離開來看的。我以為這不是知堂油滑在說兩面話，這基于他對文人圈的深刻體察，對人道弱點的深入洞悉。
知堂說文與人“可以有很年夜的間隔”，這話是對袁枚說的，也是對張畇的叔祖說的——一面同袁枚“日與往來”，一面臨袁枚“薄其去處”、罵他“殊為可鄙”，極易讓人看出他“兩面人”的臉孔。
公然，知堂把“林西的叔祖弼亭，曾向兄索錢不得，攜紙錠來焚化”的事拿出來講，意在讓人清楚張畇的叔祖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。張畇《瑣事閑錄》的《生祭》一則，有詳細且活潑的描寫：“先祖伯仲三人。長，耔園公；次，即先祖；次，叔祖弼亭公。先祖性極瀟灑，三叔祖性頗褊急，將己之財產蕩盡，復向先祖叫化。先祖又刨分莊田一所、宅舍一區。遇窘急，猶復幾次索借。一日，稍不滿足，乃持楮泉焚奠，先祖持杯說笑自如云：‘今生祭也，亦年夜快事，設使真逝世，轉不得見汝祭矣！’仍復設措助之。”不只幾次向兄長索借，稍有不滿，還給兄長燒紙錢，誰能想象這種蔑倫悖理的事竟是前文所講“古近體雜作頗富”，而對袁“薄其去處”，終不願進其《詩話》的阿誰人干的？落差之年夜，令人如進云里霧里。張畇叔祖的雜作好到什么水平？假設是可進《詩話》的下品，那么他的文與人也要離開來看。所以知堂說“其人似亦非正人。”
讀到這兒，我不由想到鍾教學場地叔河師長教師為了出書知堂著作在《光亮日報》註銷的那則“人回人，文回文”的市場行銷語。盡管知堂的文學成績斐然，“落水”之后，人們畢竟對他刮目相看。不知那時曾經“落水”的知堂寫這篇讀后感時，能否在想人們對他的文與人該作何評價？
由此，我還想到周氏兄弟的掉和，想到魯迅“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，比進西廂，啟孟及其妻凸起罵詈毆打”那則繁重的日誌。這與“向兄索錢不得，攜紙錠來焚化”有什么差別？莫非博學的知堂不知“戚戚兄弟，莫遠具爾”這句前人的忠言，不知先賢所謂“兄友弟恭”的耳提面命？他在缺乏五百字的讀后感中側重寫這一段，一定是有苦衷在焉。
知堂說：“張君記此瑣事，雖意在非袁，卻亦寶貴。”這句話意味深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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