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廈門年夜學講學時，接到社里編纂發來的微信，說要舉行“海內中國研討叢書”出書35周年事念運動，約請我餐與加入。我作為這套叢書已經的介入者之一，天然覺得非常興奮，立即不加思考就承諾了。運動在2023年12月5日舉辦，我乘4日的航班回家，已是深夜。第二天一早趕到運動地點地——問象藝術空間的頤和路展館。參加的年夜都是出書社和學術界的熟人，尤其豐年屆八旬的周文彬師長教師，他是這套叢書的開創謀劃人，彼此相見天然覺得非常親熱。座談的情勢頗為輕松，列位嘉賓從各自角度談了這套叢書的緣起、意義和影響，我則從介入者的角度談了一點本身的感觸。會后撰寫此文，既是為此次35周年事念運動助力，也借此留下一點舊事記憶，算是存史以惠后人。
接辦叢書
我于2005年開端接替周文彬師長教師擔任“海內中國研討叢書”任務，從編纂兼顧的角度講，算是第二棒。那時這套叢書的出書生態周遭的狀況（無論社內社外）已年夜為改良，出書的種類有時一年達十余種之多。2008年末，我們召開了叢書出書20周年的座談會，反應很好。我隨后寫了一篇《孰為立異，何故保持？》的長文，發在《中華唸書報》上。文中所述的一些晚期情形，我是向周文彬師長教師就教的，他作為叢書的開創謀劃人，前因后果最為明白；還有一些是我與劉東師長教師的來往入耳說的，他作為這套叢書的主編，一向像看待親生兒子一樣對這套書心疼有加，再瑣碎的事也能記得非常明白。他們二位也寫了些回想文字，與我所記的年夜致不差。卻是我在該文中劃分的叢書成長的五個階段之類，或許是犯了作史者之癮。大要今之視古，或后之視今，皆難免這般，非理出個子丑寅卯不成。難為一些研討今世出書史的學者與先生，竟把我的那些說法看成主要材料，做了更多剖析分析。真是知我罪我，其惟年齡！
“編纂的自動性”
我接辦這套叢書的編纂兼顧，與劉東的一起配合是極為融洽的。一是緣于同為南年夜哲學系系友之故，他是77級，我是80級，高攀一點可算是師兄弟關系。二是有著配合的學術愛好，固然他的學術標的目的重要是美學，而我的學術標的目的重要是梵學，但我們都愛瀏覽分歧範疇的結果。三是他作為學者，固然講授科研是主業，但持久浸潤出書，稱得上是個出書人；而我從事出書以來，一向擔任學術圖書的編纂，同時做些相干的研討，還算是個學界中人。有此人緣，配合的話題就多，溝通就非常順暢。
那時因有E-mail，我與劉東的交通比之早時周教員多以紙信來去便捷得多。我記得有時與劉東的通訊一天多達十余封，良多工作都能在短時光內處理。此刻有了微信，交通天然更為便利，效力也會更高。不外以我的領會，編纂的“自動”交通是非常主要的，假如編纂疏于交通，就是天天面臨，也難以把工作做好。這就是我在此次座談會上所說的“編纂的自動性”題目。從周教員到我，后到王保頂，再到幾位青年編纂，蘇人社與劉東一向堅持著極為慎密的聯絡接觸，這是此套叢書可以或許存續并不竭強大的一年夜緣由。綜不雅其他叢書或一些嚴重項目，其興也勃，其衰也忽，多半是與出書社編纂的自動性不敷有關。
編纂（特殊是兼顧編纂）的“自動性”，當然不限于與主編的交通，還有更為廣泛的寄義，那就是與學界的多方面接觸。我接辦這套叢書時，跟著其影響越來越年夜，常常有不少學者推舉來書稿，年夜都是推舉給劉東的，但有不少是直接推舉到我這里的。來稿有各類道路，有些是海內的原作者自薦來的，有些是國際的專家推舉來的，還有些是譯者自動投來的。原作者的自薦，是重視這套叢書的brand，以為如能進選就確立了本身在中國粹方面的位置。專家的推舉年夜都是在講授和科研中發明該書的學術價值，盼望譯介過去嘉惠學林。而譯者的投稿，多半是基于小我學術愛好，先行翻譯起來的，往往對版權題目也是懵懵懂懂。我在擔任這套叢書時，收到的來稿有二三十種之多，有不少來稿我感到學術水準不敷，就直接拒絕了。有一些書稿我感到很有價值，就發給劉東，最后約定歸入出書打算。這也是我們告竣的默契，即無論我看中什么稿子，城市尊敬叢書主編劉東，并由他做學術評瑜伽場地判（有時他會進一個步驟征求相干專家的看法）；而劉東選定的書目，也會即時發給我，由我在社選題會上論證出書的可行性（包含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）。我感到這種方式，能讓叢書主編與出書社堅持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。
那時直接推舉給我并終極歸入出書的有：酒井忠夫的《中國善書研討》，那是劉岳兵先容來的；安國風的《歐幾里得在中國》，那是由紀志剛經由過程江曉原先容來的；胡司德的《中國現代的植物與靈異》，那是藍旭經由過程倪培翔先容來的；馮客的《近代中國的犯法、處分與牢獄》，那是徐有威先容來的；雷金慶的《男性特質論：中國的社會與性別》，是社里某位編纂先容來的。前兩年我還接到一本白欲曉推舉來的《經由過程儒家古代性而思》（畢游塞著），感到很有價值，終極也出書了。
因書而結緣
周文彬教員說起，由于他開創謀劃了這套叢書，頗得學術界的尊敬，也讓他深感做編纂的驕傲。我接辦兼顧這套叢書后，也時常獲此隆遇，簡直在一切的學術瑜伽教室場所（包含研討生辯論會），城市有人提到這套書，并向我表現敬意。不外，我總要特加闡明的是，這套書的開創謀劃人不是我，我只是接力者，只能說“與有榮焉也”。假如說有什么更多收獲的話，是讓我結識了各範疇的很多專家學者，也讓我拓展了學術視野。此中有幾件事是印象頗深的。
大要是2006年，japan(日本)的濱下武志師長教師特地來社里造訪我，對我們翻譯出書他的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》表現感激。我在鳳凰臺飯館的四樓請他喝了下戰書茶，聊了一個多小時。席間我談到為出書他的這本書，劉東和譯者高淑娟都比擬糾結，由於此中有近一半的篇私密空間幅是材料附錄，普通讀者不感愛好，怕出書社斟酌市場而不愿出書或刪往附錄部門，最后是我保持全本出書的，而最后的市場反應還不錯。濱下聽了，既表感激又說明道，他的這些史料都是辛辛勞苦從世界各地搜集來的，他每年有一半的時光就是往各地搜集史料，此次來南京也重要是到二檔館查史料，趁便來造訪。我對此寂然起敬，心想現在決議全本出書是對的的，假如僅出一個註釋部門的節本，恐為學界所詬病，未便心生“腰斬紅樓”之懼。
由此想到異樣一本極為厚重的書，就是德國粹者瓦格納所著的《王弼〈老子注〉研討》，這是由瓦氏的三本書結集而成的。篇幅很年夜，而受眾很小，社里那時對這本書的出書是有分歧看法的。但我感到這本書采用的說明學方式論，反應了德國粹者嚴謹而奇特的學術作風，對中國相干範疇的研討者是很有輔助的，所以力主出書。后來2009年我往德法律王法公法蘭克福餐與加入書展時，譯者楊立華師長教師正在海德堡年夜學訪學，得知我的過程，專門請我吃了個飯。我叫他不用特地而來，他說這本書出書不易，在異國異鄉與我相聚，更是別有興趣義。
美國的周錫瑞師長教師，我與他是早有郵件往來的，但直到2018年我們在北京召開叢書出書30周年座談會時，才得以相見。他見到我時，竟按著中國的習氣，一口一個稱我為“府總”，說是我們為他購置了甲等艙，讓他免除旅途勞頓之苦，非常感激！ 隨后兩天里，我與他聊了不少閑話。一是聊到我們給他出書的《義和團活動的來源》，國際的學者時常會提到它，他說本身每次列席學術小樹屋運動也總被人提起。二是說到此刻的先生不愛看書，他說美國也是一樣，所以此刻都不想帶先生了。那種夫子之憂的樣子容貌，頗感到心愛。
除了海內的學者，國際的學者天然接觸得更多，有些是這套叢書晚期的譯者，有些是我兼顧時約請的譯者，有些完整是純真愛好此叢書而結緣的其他學者，這份名單要列起來有上百人之多。一些譯者固然沒有見過面，但由於有過手札往來，只需一會晤，就像故交重逢一樣。還有些譯者個人空間，成為了我們其他項目標一起配合者，與我自己亦堅持著連續的聯絡接觸。現在，這些譯者都是相干範疇的有名專家，所以某種水平上講，他們與我一樣，既是這套叢書的介入者，也是受害者。
出書的保持與傳承
這套叢書在10周年、15周年、20周年、30周年，再到此次35周年，都開過分歧情勢的座談會，很多專家在贊揚之余，也提出過不少無益的提出，對做好做年夜這套叢書年夜有輔助。我記得在20周年時，有一位書業界的伴侶提過一個疑問，就是海內研討中最經典的圖書年夜都已出，以后可否耐久保持這種品德？我那時的答覆是，這確切是個題目，要保持晚期那樣本本圖書都具經典性生怕難了，這套書力圖做到與海內中國研討雷同步，只需海內中國粹界的程序不斷止，叢書是可以保持下往的。
從那時到此刻已曩昔15年，新出的種類有年夜幾十種，固然不見得本本如晚期所選的那樣好，但總體品德沒有降落。其緣由，一是拓展了選擇的范圍，如以前japan(日本)學界的著作選得少，此刻重視挖掘這座貧礦了；二是東方中國粹界也在不竭變更，無論是研討對象仍是研討范式都浮現出新的面孔，時不時有優良的著作面世。從出書社角度來講，這些年的保護做得很好，接辦的年青編纂團隊在裝幀design、新媒體營銷等方面開動頭腦，年夜有“雛鳳清于老鳳聲”之感，這是我們這些已經的介入者所樂見的。
我常說，一項立異的工作有賴于韌性的“保持”，這對于一套需求連續做下往的叢書來說，更是這般。而一小我的保持假如化作一個團隊的保持，并且代代相傳，那么就是一場無起點的接力賽。
（本文作者為原江蘇國民出書社總編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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